一代新道家的经典奉献：略说张远山

吴励生

张远山的“新庄学工程”（《庄子奥义》《庄子复原本注译》《庄子传》）研讨会，因个人原因不能到场参加，甚为遗憾！因为远山的“新庄学工程”着实值得研讨，也确实希望这个研讨会真的能够研讨出意义来。个人着实认真研读过这个“新庄学工程”，同时也认真写过有关此“工程”的批评，主要观点其实也都在文章中了。这里想说的是文章里所不曾表达过的，有这么三重意思，有鉴于中国学术与思想状况，张远山的贡献意义在哪，此其一；其二，我们当下的学术与思想任务究竟为何，张远山做出了怎样努力；其三，我们的时代需要经典与大师吗，或者我们知道什么是经典与大师的判准吗。

先说其一。我们知道颇长时间以来，中国的学术大抵是根据政府限定的研究框架来展开，学者们基本是通过申报各个层级政府不同部门控制和批准的“课题”来研究，然后再由政府控制的媒体对这个框架来做填充，从而由此来塑造公众对政府政策以及行为的认知。文艺家们围绕所谓“主旋律”创作，道理相同。当然也有为数不少的学者，深知学术独立品格的重要性，并特别崇尚“精神之独立，思想之自由”，可在中国传统暨现代的文化语境里面，这始终是件困难的事情。难的不仅是现在，而是从来都难。远山的研究，主要是远古的整全性道学。坦率说，在两千多年的帝制中国里，道家从来即处于边缘，尽管其常常被作为精神解毒剂存在，并一直被扭曲地存在。可能就是因为被扭曲，或者就是为了改写这种扭曲着的存在，并有效地正本清源，从而形成远山的巨大精神动力。

但必须承认，“儒表法里”是帝制中国两千多年中的常态，其甚至更有生命力也更有吸引力，以至现在还到处可见抹都抹不掉的痕迹。其实，纯正的儒家还是相信，文化秩序高于政治秩序，或者政治秩序应该建立在文化秩序之上，因此传统中国才有着“学为政本”的说法，比如荀子的“从道不从君”说法就很是著名。儒家的问题，在于张扬的一直是“人道”，偶尔提到“天道”，也是马上即向“人道”掉落。

著名的仍是荀子：故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这本来是不错的，但他以为人性是自然而不是当然，人道是当然而不是自然，而这个“当然”就是礼制，其所忧虑的和特别关心的就是“礼制的丧失”。因为礼制所谓“有分而不争”，礼制一开始就是主张严格的等级制，然后从此跟政治秩序始终有着“打不断理还乱”的重重纠缠，俗称“伦理性政治”。加上他们一直主张人伦日用（以礼化俗）就是文化就是社会，从源头上，就是孔子说的“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太史公自序》），儒家教义的实践性格，由此即奠定下来，从而在哲学框架以及概念范畴上的创造力就受到了诸多限制。尽管在实践上，他们确实在民间与社会取得了相当广泛的影响。这，给我们带来了起码两方面后果：恰是因为在政治秩序上太有为从而导致无所作为（与老子的无为而无所不为正相反对），另一方面，又因为太过注重“脚踏实地”（移风易俗），从而又基本丧失了“仰望星空”的机会。实际上，中国的哲学框架以及相关体系，基本是由老庄道家所奠定的。

其实强调“精神之独立，思想之自由”者，常常带有浓重的儒家痕迹，从而难免重入儒家窠臼，因此真的很难。尽管由于他们一直强调文化秩序的首位性，也确实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伟大人格”，所谓“以德抗位”者便是典型，被视为“最后的儒家”的梁漱溟先生就是现代中国在这方面的代表，然而梁先生一生的遭遇我们不仅耳熟能详，而且感慨唏嘘。其实秦汉以降，在法家思想支配下的政教合一，让学术与思想的生长点与独立性，始终存在着诸多困难，想想而今的学术体制之行政化之类，真的是大有源头。

因此，张远山的贡献确实了不起。其从源头上，对“人道”僭越“天道”做出了彻底纠偏，从而确立了“天道”在中国哲学中的至高地位。这一点无比重要，因为唯有如此，才能成为天下之法的根据。黄宗羲所谓“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明夷待访录》），所说就是“天下之法”与“一家之法”的根本区分。而韩非、李斯者流，让立法成为人君的私家垄断，权术既玩弄于股掌之间，人臣与老百姓们就只有“安分守己”的份儿，一不留神动辄得咎不说，所谓权术还经常故意制造“窝里斗”，然后以便控制和驱使。在这样的历史情势和现实境况之下，儒家们强调文化秩序优先于政治秩序，就常常有着与虎谋皮的味道。

大儒们的“伟大人格”固然可歌可泣，但他们在强大的政治现实面前，“德”无论如何最后都抗不了“位”，结果要不成了丧家之犬，要不碰一鼻子灰，惨重的时候就可能是招来一场没顶之灾。有鉴于此，远山对庄学义理的重新阐发，对道学的整全性所做的全新发明，对包括“儒、墨”在内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以及“‘各得一察’地矫正其他‘方术’之不足，但均不知‘内圣外王’的古之‘道术’大全，未能阻止‘道术将为天下裂’的可悲趋势”等，均给予迎头痛斥，并把“天道”的绝对性彻底彰显出来，其意义之重大，无须再强调。

现在说其二。其实，我们现在的学术与思想，跟帝制中国的传统学术与思想是完全不同的，其分水岭即在现代性的降临。尽管有关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仍是当下学术与思想的重要任务，但晚清现代性以降，对现代中国的重新塑造，则是最根本的任务。晚清康梁以及民国章（太炎）胡（适之）暂且不提，就说那些“新儒家”（包括张君劢、牟宗三、梁漱溟以及历史学家钱穆和后来的余英时），就对这个任务的完成可能性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成就与贡献。遗憾在于，儒家思想的短板始终无法得以克服，说到底还是在人伦日用方面用心太过。最典型的是牟宗三，其借用康德、黑格尔哲学，试图破解中国伦理的困局与理论的困局（见《历史哲学》《政道与治道》《道德理想主义》所谓“新外王三书”），但由于始终坚信中国传统的伦理性文明是不可改变的，是中国人社会生活中的最不可颠覆的东西，这样一来困局就还是那个困局，也即伦理政治困局根本无法得到改变，哪怕理论如何努力也只能无功而返。

至于张君劢和梁漱溟，更是用活生生的要不“美政”要不“化俗”的儒家实践，在现实生活中碰了一鼻子灰。究其根本，还是“以德抗位”的悲剧，始终彰显的还是以“人道”僭越“天道”的儒家哲学短板，或者干脆就是“道术将为天下裂”之后的“道”与“德”的整全性缺失的必然后果。而且儒家教义的不可更改，如三纲八条目中的三纲：“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第一纲”绝不能也不可改为“在明明道”（若改则犯儒家天条，因为在他们看来，道家的道不过就是做个“自了汉”），然后就整天要致力于理想人格的塑造，一如上述，顶多成就了个人“私德”而已，而且后果带有必然性。

也便是在此意义上，我曾反复强调远山的“理论倒转”的勇气与能力。这个理论倒转，就是把道学从“因是因非”的各种既偏又执的“方术”迷津中重新解放出来，还整全性道学以本来面目，其为道顺序乃先明“庄学四境”（“无知”、“小知”、“大知”、“至知/无知”四境），兼明“庄学三义”（庄学宗旨“顺应天道”、庄学真谛“因循内德”，庄学俗谛“因应外境”），也即《逍遥游》之后“六篇”广泛运用“庄学四境”，逐一展开“庄学三义”。其间庄学真谛之排斥所有“成心”的“居诸庸”状态和庄学俗谛之“心斋”的“坐忘”境界，显然是庄学义理的重要核心（而“道术九阶”和“庄学至人”则是张氏义理的重要发挥），因为社会现实和历史现实的双重残酷与无道，修心悟道，因应外境无疑是一种极为高妙的人生哲学。通过如此为学次第和思想进路，从而把整全性道学以及“天道绝对”的中国哲学最高原则，重新确立起来。

这个理论倒转非常关键，一旦这个“倒转”成功，究竟是“以人合天”还是“以天合人”的千古难题就迎刃而解，也即把被颠倒的“以天合人”的老问题重新向“以人合天”颠倒过来。所谓“以人合天”，就是反其道而行。天道的绝对性，承认人的天性不齐，真正“知天”者并不在于“治人”，而在于促使天性不齐的人或万物按其各自不同的天性自由生长与发展；人道则所指每一个人（乃至每一个物种）的自适与发展，而并非指向大人、君子乃至君王的统治，或者反过来是对君王、君子以及大人的限制和起码要求， 知天乃是知“道”，这才有真正的“天道”，也才有人间真正的“公道”、“公正”、“公理”、“公义”乃至“正义”的人道秩序可言。

唯有如此，上述儒家的哲学短板就能得到最大限度矫正，然后确立文化秩序相比于政治秩序的优位性，才会获得确切的现实地基。我曾在批评德国汉学家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一篇文章（《可欲的思想史视角与混乱的文学研究法》，载拙著《文与学反思录》）中，曾称张远山为中国文化命运的“伟大担当者”，便是这个意思。

然而，事情并不是表面上说的这么简单。要达致上述那样的理论目标，并非仅靠理论勇气和努力就可以了，这需要学术能力而且需要的还不是一般的学术能力。我们知道，晚清现代性以降，尤其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边是“史界革命”和“文学革命”，另一边则是“整理国故”思潮。两方面的合力推动，其实就是为了塑造出来一个“新中国”，在当年“少年中国”的口号甚至响彻云霄。与此同时，也留下了某些教训，特别醒目的教训就是，用西方的哲学尺度来衡量和裁剪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最典型的可能要算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而且这个教训至今仍没有被记取，而是在后来一波又一波的知识引进运动中有着愈演愈烈的趋势。比如晚近的西方哲学解释学的引进，即对“重塑中国”和“重塑中国文化”又产生了不少扭曲性影响，人们熟知的歪解《论语》、消费老庄以及曲解诸多经典等等，不仅造就了诸多的伪学术和仅为捞取好处的伪学者之外，对哲学解释学本身也造成了歪曲。

哲学解释学的本来旨归，是要去除无数叠加的重重话语障蔽，以达致“去弊存真”的理论目的。而我们在引进德国的这门学问之后，却本末倒置，不是为了去除话语障蔽的“去弊存真”，恰好相反却是“去真存蔽”，无端地给人们增加了更为多重的话语障蔽。加上本土旧庄学郭象以降留下（近两千年）重重话语障蔽，远山想把这些古今无数的话语遮蔽一一去除，没有壁立千仞的学术精神和精准精微的“小学”（文字学）功夫，是根本无法实现他的理论倒转的。而所有这些精准精微的学术功夫，就都具体表现在《庄子复原本注译》里面了——这，只有正心诚意、悬梁刺股地认真细致去阅读“本文”，方能真切体察和体会到，这里就不能具体去涉及了。

需要继续提及的是，在章（太炎）门弟子逐渐淡出人们视野之后，特别是以鲁迅为代表转而向文学进军，用鲁迅的话说：“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于是“小学”这门传统国学功夫，中国大陆就渐渐趋于式微。如今这门国学绝学功夫在张远山手上全面复活，说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个“历史大事件”，恐怕并无夸张。其实，上述提及的曾经存在民国初期的用西方哲学尺度衡量和裁剪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幼稚病”，后来即在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一书中得到有效纠正，这就是陈寅恪、金岳霖二位先生为该书所做的“学术审查报告”，这个审查报告无异于宣布中国现代之“学术纪律”——悲哀在于，那些“幼稚病”至今仍然是个顽疾，本来早已存在的“学术纪律”不仅没能形成起码的学术制度，而且后来踪影全无，“学术审查报告”已经很难再出现了。

接着说其三，这一点是紧跟第二点而来。就思想与学术“重塑中国”和“重塑中国文化”的任务来说，其实中国传统的文史哲各学科所可能的担当更具优越和优先性。原因在于，每一次“西风”吹来，也即每一个西方“浪潮”打来，我们的学界就会进入新的一波“重新发现中国”的热潮，从而推动中国人文科学的新一轮研究与发展，就像而今的全球化从反向加强并大力促进了“本土化”一样。当然其间可能隐含有世界新的理论动向和研究方法，比如余英时，其就是在西方内部感受到的理论的变动，从而推向新一轮的“中国研究”——具体如借用美国人类学家雷德斐《农民社会与文化》中的“大传统”与“小传统”概念以及相关内涵，对汉代“循吏”之沿革做出了颇有说服力的研究；又如受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触动，以及对韦伯的美国传人帕森斯理论的企图纠偏，而对中国传统的“儒商互动”论题倾注了相当大的研究热情，等等——从而区别于其师钱穆以及上一代“新儒家”们，并取得了颇为可观的研究成绩（可参见《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等）。

尽管个人对社会科学特别是世界社会科学充满热情，但客观讲，中国的社会科学真的是在刚刚起步。因为上个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社会科学即由此进入停滞状态，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全面改革开放社会科学才得以重新启动，到了当下又因中国社会变革受到了诸多历史条件的限制，社会科学想要取得原创性、突破性的发展非常困难。除了照搬或“研究”西方的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之外，很难有真正的大气象和大作为。加上我一开头就说的原因，中国的学术大抵是根据政府限定的研究框架来展开，学者们基本是通过申报各个层级政府不同部门控制和批准的“课题”来研究，用邓正来的说法其大多就是“类型知识”，他说：“这些类型知识并不是个人性知识活动的结果，而是或根据某种特定的‘知识规划’或以经济场域、社会场域以及政治场域的逻辑为原则由某种特定的‘集体性’知识生产机器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我们可以经由此而认识到，无论是‘知识规划’时代还是‘集体性知识生产机器’，都是以知识分子参与其间并与之‘合谋’为前提条件的。”（《知识生产机器的反思与批判》）坦率地说，指望这样的“类型知识”能有大气象和大作为，差不多就是指望着天上能掉馅饼。

也便是因此，一开始我即对张远山的个人性知识活动倍加赞赏。而且就像我一再说的，其“理论倒转”的能力确实了不起，了不起就了不起在：在正本清源的过程中，不仅重塑了中国文化，而且深刻地揭示了重塑中国的可能性。远山的个人性知识活动，当然不仅仅区别于那些“类型知识”活动，更是区别于新儒家以及众多儒家研究者们的知识活动。特别是后者的知识活动，面对中国问题以及相关问题丛，最经常表现出来的是“压在纸背上的心情”，尽管就像鲁迅说过的那样，如果愿意花个十来年时间搜集资料研究，大概谁都可以当个学者（原话出处忘了，此为大意），也即都能出点成果（何况“一代有一代的学术”），但很不幸，终究难以遮掩的就是精神上的某种残缺，还不得弥补。

如果深入于中国语境，又如果“百代皆行秦汉制”仍在继续，儒、法、道三家就会跟在汉代伊始即发挥着建构性作用那样（在汉代除了儒法道三家，所谓“百家争鸣”百家中的阴阳家尚留下解释力和影响力，其它即逐渐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继续在我们的社会现实和社会生活中发生深远影响。在这样的文化语境和历史与社会的双重现实之中，我曾不止一次说过，张远山的“新庄学三书”终将成为我们的经典。需要说明的是，真正的经典需要“共同体”的验证和时间的证明，个人肯定没有命名经典的资格和能力，但现在由某些机构尤其是媒体们或鼓噪或命名的“经典”，则是绝对无效的。

我所能说的是，即便几十年上百年之后，人们还会愿意甚至仍然需要去认真阅读张远山的“新庄学三书”，对此我深信不疑。因为在重塑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历史进程中，有关中国道学的整全性理论必将发挥出非常大的建构作用。也是因此，远山的“新庄学工程”其所标示的就是中国当代新道学的创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便是基于如此认知，我曾不止一次跟远山说，工程告罄，使命完成，今后所做大多可能就是不断完善和丰富的工作，比如后来出版的《老庄之道》《伏羲之道》，乃至可能准备写作的《中华道术总论》等，即可作如是观。因为历史在发展，世界在变化，我们不能光是看到诸多考证方面的“泰山不移”，还要看到中国传统需要在各种情势的变化之下，进行创造性转化。

至于大师的话题，国内流行既多且滥，这里不能多说。窃以为，远山当下肯定无法效仿当年章（太炎）门弟子“进军北大”那样开创一个新时代，因为现实情境已经完全不同了。但我或可提醒的是，远山作为中国文化命运的“伟大担当者”，应该面向世界开放，并与其他民族国家学界或思想界能够做出相应互动和深度交流。其实邓正来先生生前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举办的一系列学术与思想活动，就已经为我们做出了榜样。然后，文化秩序确实高于政治秩序，但我们应该清醒，中国文化秩序和世界文化秩序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而且很多时候还受到经济秩序、法律秩序以及政治秩序的制约。因此我们肯定不能同意一些糊涂的观点以及荒唐的说法，比如中国有一部《红楼梦》就够了，或者能够创作出一部可与《红楼梦》相媲美的鸿篇巨制，中国文化就辉煌无比了。这种想法和说法之所以糊涂与荒唐，原因即上述已反复提及的，乃是传统儒家们所反复主张的文化秩序高于政治秩序的当代翻版。表面上看好似精神巨人的追求，实际结果则只能是现实侏儒的处境。我们所应和所当追求的是，我们社会的各个领域都能出现属于自己领域的《红楼梦》，也即促使天性不齐的人按其各自不同的天性自由发展，以创造出各自不同的且属于自己的价值。唯有如此，我们才可以谈论文化的真正辉煌。

重建中国文化秩序的道路还很长，我们需要脚踏实地，还需要仰望星空。当年因为文学而放弃国学的鲁迅被乃师章太炎逐出师门，但“揭露民族病痛，以引起疗救注意”的主张，却与其师如出一辙。若论脚踏实地，此等文学主张或学问主张至今有效（之所以有效，就是因此我们将知道如何去做有效的疗救，并为达致那种“文化的真正辉煌”创造条件）；若论仰望星空，更是其路漫漫。

最后，我想用自己评论远山《庄子奥义》中的一段话作为结尾：

张远山所做的包括寓言解读、卮言解说、重言的变文转辞的演绎阐释等等，在《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应帝王》等等解庄的具体篇章之中，从社会到个人，从庙堂到江湖，从理论到现实，从话语到真相，从实际到真际，循环往复，逐层递进，最后直指“无何有之乡”——“无何有之乡”像“藐姑射之山”一样是“南溟”的变文，共同象征可以通过不断超越而无限趋近，但永远不能完全抵达的道极。“无何有之乡”是庄子对“文化至境”不可移易的精确命名。

毋庸讳言，“文化至境”就是远山始终所追求着的，因此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只要有张远山在，中国文化即不灭。至于“重塑中国文化”乃至“重塑中国”的进一步可能性，则仍需更多的志士仁人共同参与和努力。

——2021年春日于福建聚龙小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