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如愚

“苟不至德，至道不凝”，如果不达到高层次的德心德性德行，完美的道就不能凝聚而成。很明显，从《至道论纲·前言》中可以看出，作者立意甚高，面向的是“聪明的读者”，而作为极普通读者的我，恐有辜先生对“聪明的”期冀，故只谈一点粗浅的读后感言，以就教于吴先生，其中孤陋浅薄处也希望吴先生加以斧正。

吴先生开篇即言期待阅读之前，应该提请大家了解中国传统形而上学与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基本区别，以有助于理解本书核心概念“天道绝对”以及相关范畴。此言确然。厘清二者的根本区别，实有助于理解“天道”之核心内涵，也可以正本清源，了解其来龙去脉。

学习《老子.德道经》，我们了解到老子的大唯物主义哲学的大系统，由“常道”认识论和“非常道”实践论合璧而成一个完整系统。在“三生万物”之后形成人类社会，在“三生万物”之前的理论是“形而上学”部分，是哲学社会科学之根。

形而上学是从西方传来的欧洲的哲学名词，在中国经历一百年了，现代辨证唯物论曾把它当作对立面批判过，说形而上学以孤立、片面、静止的观点看问题；相对于形而下的有形研究对象而言，形而上学研究的对象是无形的、不可见的，故有“唯心论”之嫌，因此过去年代把“形而上学”当作贬义词来看待。通过研究老子哲学发现，“黄老道德文化”中的核心内容一一“玄学”正可充实“形而上学”，是运动着的、充满活力的、全面反映事物发展本质规律的哲学观。中国的玄学，是以道学的形而上部分为主体的哲学，既是唯物的又是辨证的，在这一关健问题上，与西方形而上学的概念明显不同。由于东、西方哲学的历史根基不一样，“形而上学”一词的内涵也不一样。

欧洲古代把哲学命名为“形而上学”，或称“本体论”，总称“形而上学本体论”，几经历史周折至现今，形而上学仍然是哲学的主导部分，但仅是一门求“知识”的学问，本来的任务只是企图发现最高层次上的知识，仅属认识论的范畴。

“形而上学”一词，源自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所著的一本书，叫《Mataphusika》，意思是“隐喻（寓）在物理学背后”或“超越对有形对象的实证研究”。中国教育家翻译家严复等一批学者，认真考察了欧洲的哲学术语“Metaphysics”的来源和含义，并鉴于这门学问的超实物性，和中国古代《周易.系辞》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以及北宋哲学家张载的注释“形而上者是指无形体者，形而下者是指有形体者”相一致，故把“Metaphysics”译为“形而上学”，总的意思是：研究超越有形的实证经验的“存在”、“本体”的理论，从整体的本源上来研究客观世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体系”中的最高“本体”一一即所谓“第一本体”，西方哲学家把它理解为某种最高的终极的“存在者”，即产生天地万物的最终根据和最高原因，区别于以实证经验（实验）为研究对象的物理学《phusika》（physics）。可见，作为现代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这个中文词，一开始诞生就注入了中国和欧洲双方的哲学基因，特别中国的“形而上学”，就赋予了宝贵的中国黄老道德文化的内涵。黄老学说对形而上的道与德以及人体生命中的隐态三宝“精、炁、神”研究的非常透彻，是西方所不能与之相比拟的，然而西方关于“形而上学”的内容则很粗浅，而且在不同时代的内容也不确定。“形而上学”这个哲学名词却十分适合中国文化，形象地描述了黄老学说的高超性，使用起来也明朗。由于超越三维实空间，历史上也称“玄学”。由此可见，东、西方关于“形而上学”的概念貌似相同，但在本义上存在根本区别：从17世纪末的莱布尼茨起始，西方哲学中的一派认为最高的终极的“存在者”是“上帝”，而西方的另一派却全部否定“形而上学”本身的存在，主张把“形而上学”从哲学中铲除掉。东方中国自古的黄老道学（玄学）确认最高终极的“存在者”是道物质和德物质，在“上帝”诞生之先就存在了（“吾不知谁子也，象帝之先。”）。在这一概念上的东西方本质差异，是一个严肃重大的哲学问题，影响到后世人类对道德本质的认知，影响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前途。

黄老文化，本来应该顺顺当当地传承到今天，但是中国的文化界在历史上出了大事件，以汉武帝、董仲舒为代表的一批人，犯了一个大错误，主动地铲除黄老之学，独尊儒术，使黄老学说断代两千余年，而后又出现朱熹异化孔子儒学，登上服务于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历史舞台，形成一门变质儒学，毒害之深，至今文化界大多数的学者们也难觉查。“形而上学”本来是黄老学说的一件哲学“外衣”，却包装在宋明理学的身上，使广大群众难以辨认问题的实质。这种现象，如果得不到纠正，将阻碍中国德道文化的复兴，危害社会进步。

中国传统文化，本是道德文化。道，是中华传统文化各家学说、各个学派的总归宿和最高境界。道学文化有文字及符号记载的从伏羲开始，早于儒教、佛教、道教的诞生有约六千年之久。道德文化是儒学的根干，即道根德干，儒学仅是四个分支干（仁义礼智）中的三个（仁义礼）。作为营养素的“信”德像水一样蕴涵在“德”这个主干之中，并不断地供应四个枝干“仁义礼智”的需要。是否诚信道德是关键，因为缺少对道德的诚信，仁义礼智四个枝干就会干枯。因此说，道学是中华传统文化各家学说之母，是儒学等各个学派的理论之源。

儒学作为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重要的一家，是以老子思想为基础的学派。虽然孔子没有系统性掌握老子“修之身”内求法（该法是关键），只知外求于历史的文字纪录，但他从伏羲黄老的道德学说思想系统中，仅局部地吸取营养，形成自己的学派，志于道执礼仁而论天下。

道德本身是物质，道德是生命的本原，只有以德“修之身”才能具备道德，才能深刻体会道德的重要性，故以德“修之身”之深浅度就成为衡量文化优劣程度的尺标。我们研究传统文化的时候，一定要立足于“修之身”的完整性上面去进行考古、研究、分析、辨识，这样才不会偏离道德文化之根而能全面纵览中华历史文化的全貌。

我们评价儒学，一方面必须看到孔子儒学注重用礼仪规范身、用礼德修持心；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儒学修心身的肤浅性，没有掌握黄老道德学说中的精髓一一修真文化，只修德之品格，不修德之质能。

孔子晚年写《易.系辞》时，认为伏羲“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的模糊概念，反映出孔子缺乏修身内证的逆向求证，未能修身合道。他只能用后天智识观察吸取“易”中之德，而未能见“易”中之道。所以，他不可能揭示出伏羲易学源于道，也不可能理解伏羲的“易”与老子的“万物由道生德养”同为一根，也就不可能阐述治理天下应循德和道而治之理，而把“克己复礼”为治理社会的政治指针，可谓隔靴搔痒，无济于世。

孔子儒学所阐释的“仁、义、礼”三个字是做人的基础，这是正确的人道。人道不通，则圣道难行。但是，这是真理的低层次部分，所以孔子只能做到“志于道，居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即使是这样，也被后来不争气的儒家继承人切断了、阉割了，丢失了精华，继之而来的是近代建立在达尔文进化论“弱肉强食”的狼精神。孔子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完善自己的道德品格，与老子“修之身，其德乃真”是一致的，但缺少道德物质能量的理论和方法，故而未能抓住道和德的根本。

孔子儒学，是富含黄老学涚道德精华的原生态儒学，有别于西汉独尊儒术以后丢失道德基因的董氏儒学和朱熹的宋明理学。

道学文化的中心代表著作就是《老子.德道经》，是老子居于道“O”（无极态）这个宇宙的最高位置上洞穿宇宙最本原的规侓，人类所有的文化、学说全部包含在其中，即容纳了人类的全部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没有任何遗漏。

从文化所处的空间来解析，道学涵盖了阳世界空间和阴世界空间在内的整个宇宙，儒学仅限于人类熟知的阳世界空间，不涉及阴世界。即使在阳世界也不讨论所有文化内容，仅围绕人的品格做文章。儒学所倡导具有温良恭俭让的德性品格，与道学中的“贤人”概念相一致，还没有涉及德的物质范畴。孔子的“依于仁”是儒学的灵魂，仁是五德之首，把握住仁，易于进德。但是，老子指出，要把握住“德一”这个根本的纲，“执一以为天下牧”就足够了，纲举目张地以“德一”来驾御和统帅仁义礼智信，以“非常道”引领“常道”来复德归道，而不能陷入“仁”（人要爱待天地之间的众生灵）中这个“二”的阴阳之内。在复兴德道文化过程中，要特别明确和运用老子的原则。

中国的复兴和崛起急需抓修真文化的复兴，绝对离不开这个“真”字和修真！否则，就无法穿透障碍自己的意识，启动思识，获得超常的大智慧，就不会培育大批有大智慧的国家栋梁人才。所以，道学和儒学的分界点，就是对“真”字的实践层次和深度。对此的认识是否渗透，是关系到中国能否复兴和崛起成功的大问题！孔子儒学没有做到，而董氏儒学和朱程宋明理学，更是彻底拋弃了实践“以德修身”之根基，更不可能做到。

当年孔子本人和他的学生们也都强调求真，曾多次问答于老子，可惜因为他固守太极中的“仁义礼”，形成识障，没有敞开心扉虚心听进老子的教导，也就未能领悟道和德的本义，未能学到老子的俢真口诀，因而孔子局限于大脑皮层意识系统之中，未能启动并运用大脑质层的思识系统，所以远远达不到老子那样洞彻阴阳、将宇宙最高真理了然于胸的状态。孔子仅在社会顺变的“常道”中阐述他的认识，老子则掌握了宇宙大自然造化的奧秘，将其中的顺变之道和逆变之道大系统规律，洋洋洒洒地写进他的德道五千言之中，挥洒自如地阐发出来，垂范于后人，指导后人认识生命，认识社会，改造和再造生命，为人类社会的和谐和复德回道，为迈向德治和道治的幸福大同社会，打造起一个长明的指路灯塔。

正如熊春锦《中华国学道德根》中所说：“道德复兴，不论是伦理性的道德复兴，还是真正的归德返道的复兴，都必须首先找到民族的根文化，将我们的足跟立定于民族根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这样做才是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方法。因为只有这个文化之根才是整个民族的源头活水，生旺之基。”

《前言》中提到“仁政”的核心即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我认为《道解论语》中所做的释读，正可以作为“天下归仁”之注解：“‘道之以德’，就是以德教化人心，施德于民，使人心德化归道，这是根本之治。‘齐之以礼’，礼德是做人的根本，人人都能知礼守德，具有高尚的品格，讲文明，守礼貌，社会必定祥和如一。‘有耻且格’，即格除非德之心。治世之道，德治为本，刑治为末；德治为主，法治为辅。法治只能使人远罪而已，而德治礼教则能使民从心灵深处迁善除恶，德化归道。因而道德治世，是使百姓永脱耻辱、永享幸福的根本。这才是真正的爱民慈心。”

《易.系辞》：“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感通”直觉去认识宇宙，所得多是感性认知，无法窥见天道，其局限性显而易见，是孔子儒学治学之法；与老子道学“中气以为和”、“执一以为天下牧”、“万物旁作，吾以观其复”、“见素抱朴”，达到“不出于户，以知天下；不规于牖，以知天道。”的“绝学”境界，不可同日而语。

通读《前言》，给我的最大感受是，以西方亚里士多德与其师分道扬镳而创立“逻辑推理，实验证伪”外求法原则以来所形成的各种西方流派理论，影响了五四以降以至现今中国哲学文化的发展，这从梁漱溟等为代表的先驱的论述中可知。从西方“形而上学”的知识化，到后现代哲学的反动，“认识论”范畴的“解构主义”形成一股思潮，也成为现今中国学者驾轻就熟释读经典建构新体系的工具。《前言》中相关术语的大量运用，就可以让读者明显的感受到。因为内容所涉较多，且其间的观点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故不打算在此细谈。

吴先生在《前言》中，从三个层面对“天道绝对”的理论预设以及相关理论内涵等，进行详细的阐述：（一）思想来源：张远山《庄子》解读中“那个逐渐明晣的确定性的‘天道’，即构成了个人思想的主要来源。”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其有关“一切知识都是假说”的论断，则构成个人思想的次要来源。（二）思想任务：重塑中华伦理性文明体，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思想任务的重中之重。（三）思想方法：在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观照下，致力于天道绝对在传统形而上学转向意义上的确定性努力，并始终坚定以为这种确定性、绝对性乃至人间互动而成的总体性，是中国思想当下落地（重塑中华伦理性文明体）的关健。

《前言》结尾收束道：天道绝对也是中国道德最高原则的缘由，而重塑中华伦理性文明体的理论依据，也即在此。一旦我们获得如此扎实的思想依据，并以此确立更为高尚的道德思想，重构我们的生活，也就顺理成章了。

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中庸》中所言：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至道论纲·前言》，参见吴励生《“天道绝对”释义及其他——<至道论纲>前言》，见《社会科学论坛》2020年第2期。吴励生著《至道论纲》，已由亚洲人文出版社2022年出版）